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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的新常态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张艳国 刘小钧 时间:2016-06-28

【摘要】 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态势,正视我国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社区治理在理论层面进行了重大创新,作出了新表述、新论断;在实践层面作出了新部署、新安排,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由此,构成了我们对我国社区治理新情况、新发展进行分析和预判的基础,并形成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新常态:第一,建构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第二,立足于社会建设,促进社区和谐,做好社区建设与治理这篇大文章;第三,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加快农村社区发展步伐;第四,按照法治中国总要求,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第五,树立社区治理新理念,体现中国社区新特色。深刻认识我国当下社区治理的新常态,有利于我们把握社区治理的基本走向,科学研判其内涵的综合性因素,并根据这些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来预判社区治理的新要求、新任务、新特点,由此进行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关键词】 党的十八大;社区治理;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5)05-0103-07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民政部研究项目“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建议”(2014MCAKT-006)。

【作者简介】 张艳国(1964—),男,湖北仙桃人,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刘小钧(1979—),男,湖北潜江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乡基层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是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新变化,来自于事物发展的内在新要求,来源于对所面临新问题的解证,来源于对人民群众诉求愿望的新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态势,正视我国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社区治理在理论层面进行了重大创新,作出了新表述新论断;在实践层面作出了新部署、新安排,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由此,构成了我们对我国社区治理新情况、新发展进行分析和预判的基础。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从管理与治理、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要加强城市新型治理模式的探索;2015年,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要从群众根本利益出发,以基层党建促进社会治理,使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此外,新一届党中央还就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提升城乡社区治理能力作出了新的论述。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的背景、形势、要求、内容等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多方面,既有来自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决策,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新变化,还有社区治理自身面临的新情况,但是,毕竟由此形成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新常态:第一,建构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第二,立足于社会建设,促进社区和谐,做好社区建设与治理这篇大文章;第三,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加快农村社区发展步伐;第四,按照法治中国总要求,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深刻认识我国当下社区治理的新常态,有利于我们把握社区治理的基本走向,科学研判其内涵的综合性因素,并根据这些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来预判社区治理的新要求新任务新特点,由此进行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一、建构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和重要论断,这就要求执政、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善于将各种层次、各种范畴、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相结合,最广泛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覆盖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从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来看,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防线和底部基石,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的成效、影响等会在不同治理层级之间传导,通过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复杂的聚合作用,往往会出现扩散与放大效应,最终影响国家治理的整体格局。人们熟知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可以用在社区治理与国家安全关系上,它们就是基础与大厦的相辅相成关系。

正是基于对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角色、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学术界、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社区工作者都自觉地将社区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积极地开展相关研究和探索,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迅速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2014年3月,国家民政部和厦门市联合启动了重点课题“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研究,突出了社区现代治理能力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以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引领社区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国家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从“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关系出发,论证了三者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加强和改善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社会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从地方探索的实践经验来看,不同地方在探索社区治理转型,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和手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武汉市以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切入点,提出打造“幸福社区”的建设目标,摸索出了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推行“减负增效”、激发社会参与活力等途径。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创新探索了以“党建区域化、网格立体化、服务社会化”为核心的社区治理“三化”模式,有效地提升了治理能力。湖北省秭归县认真总结前期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幸福村落”建设,引导鼓励支持村民在村落共同体内积极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与自我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文化社会事业,培育村落公共精神和集体认同,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取得了显著成效。2013年7月,厦门市在思明区和海沧区启动了以“核心在共同、基础在社区,关键在激发群众参与、凝聚群众共识、塑造群众精神,根本在让群众满意、让群众幸福”为要义的“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试点行动,着力构建街(镇)机构负责、居(村)组织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全体居民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自2004年以来,上海市把社区信息化建设作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形成了以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为依托、“一门式”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为基础、社区信息化标准体系为支撑的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模式,极大地方便了社区居民办事,提高了政务服务的群众满意度。

从学术界关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视角、理论根据上呈现出多元视角与多元方法,体现对此问题研究呈现出开放的特点。第一种观点是从基层党的建设出发,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现代化视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主张以党的建设带动和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种观点主张从居民有序参与着手,通过健全参与制度、拓展参与渠道、提高参与水平等方面来推动社区治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居民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视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第三种观点是从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视角展开研究,从“问题—创新”“困境—突破”的辩证关系出发,主张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破解传统社区治理模式、症结、矛盾的同时,从构建多元化治理格局、建设高效互动社区组织体系、重塑现代社区权威、促进政府角色转型、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开拓转型之路。显然,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重大命题,社区治理能力表现为社区各个主体、各种要素、各种机制的整合状态及在实践中的执行能力,这为我国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今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正因为它的提出和研究时间较短,其内涵要素又具有十分丰富和复杂的特征,因此,当前对此认识和研究在很多方面都还不尽相同,存在着不少争议和分歧,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左,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高度的学术敏锐性、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前瞻性的社区治理理念,自觉地、积极地回应国家现代治理能力这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深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研究工作。为此,以笔者看来:一是要以平等交往和利益共享为核心,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二是要以民主原则和法治化为方向,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三是要建立健全社区治理中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回应—反馈”、“监督—问责”机制,畅通社区与政府的政治关系;四是要坚持社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举,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五是要培养专业社区社会组织和专门的社区工作者,不断夯实社区工作基础。

二、立足于和谐社会建设,做好社区治理这篇大文章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层面充分重视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既注重从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推动社区治理,又强调立足于社会建设背景不断加强社区治理,从而扩展了社区治理的理论内涵和目标取向。一方面,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五位一体”总布局,在这个总布局中,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建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落实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工作中,社区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平台和社会场域。社区服务业的大部分内容,包括社区养老、社区教育、社区医疗、社区就业、社区管理都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社会建设的许多工作都要落实到社区层面,必须依靠社区自治组织、党组织、志愿者组织和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有效配合,才能发挥作用,达到预期效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社区服务业也将越来越发达,社区服务的内容、方式、质量将会有一个飞跃式发展,社区将日益成为居民享受社会发展成果、享受现代城市社区生活、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载体,社区服务将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社区治理又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以民主决策、居民自治、民主监督、社会参与为核心展开,注重居民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等,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方式在社会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取得平衡。社区是培育居民现代公共素质的天然场所,广大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政府的、民间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参与途径,学习民主参与技术,锻炼参与能力,培养民主习惯,从而以社区自治的稳步发展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显而易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在价值取向、实际内容、建设路径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在不同背景和条件下,社区治理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社会建设背景下,则要求社区治理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实际内容、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发展水平等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初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所强调的:“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这就将居民根本利益、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统一起来,使民主政治建设、党的建设融入到社会建设、居民生活之中。由于社区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交叉与结合的空间和载点,因而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社区治理自身的特性,它所处的层级、所承载的内容及其政治社会效应等方面,充分认识社区治理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充分认识社区治理兼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内容要素。由此可见,社区治理所具有的多重意蕴和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关涉诸多重大命题。当前,研究者似乎更多地从基层民主政治的意义上去研究社区治理,而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使集政治与社会于一体的社区,其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被人为地割裂了。但在社会有机体内,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不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界限。实际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治理法治化、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及促进社区共建共享、提升社区民生福祉等等,都离不开基层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内容,都必须以保障群众的社会权益、提高社区居民生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为落脚点。因此,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各地社区建设与治理实践中,社区治理必然包含着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基层社会民生福祉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不仅是回应国家关于社区治理与社会建设最新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在实际工作中深入推进的必然趋势,而且也是从理论上论证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内在联系与互动关系的本质要求。

三、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加快农村社区发展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在新时期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并对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作出了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部署和规划,这对破除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二元结构问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统一起来,形成推动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双轮驱动。习近平还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必须着重把握三点:一是要完善规划体制,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二是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要推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李克强总理也从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对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就是要分别从推进现代农业制度和新型城镇化体制建设等方面着手。

从国际视野来看,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从我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看,统筹城乡社区建设已经提上了社会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当然,不可否认,城乡社区建设会因城乡之间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内在规律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就意味着在尊重城乡社区建设地域性差异的基础上,消除城乡社区在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上的差别对待,消除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各种政策性歧视和不平等的投入,兼顾城乡社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城乡社区居民共享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成果,既为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又体现在社会全面发展中尊重不同利益层次要求和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公平正义。从我国社区建设的历史来看,社区建设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它是为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管理难题而采取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社区建设的重点是在城市。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基本上是采取以村民委员会为核心结构的自治模式,侧重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农村村民自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相关问题上。

社区建设以打造社会生活共同体为要义,更偏重社会生活的有机性、互动性和共同性层面,强调内部各个要素、结构和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现代社区生活对提升和保障人们社会生活品质的基础性地位。因此,根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城乡社区建设,应该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实现城乡社区治理内容上的全面性。城乡社区能够满足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并不断为居民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社区应成为居民的聚居区、社会生活的有机共同体和居民的精神共有家园,成为居民满足社会交往、情感慰藉的重要场所。二是实现城乡社区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在资源投入上,兼顾城乡社会和居民发展的需要,注重城乡社会发展的均衡性,转变在公共资源投入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推进城乡社区一体化建设,“积极开展城乡社区结对帮扶活动,整合城乡服务资源,将城市社区便民服务和农村社区惠民服务有机结合,探索建立城乡互助新机制”。推动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文化娱乐、风尚情操、公共教育、文化水平、卫生医疗、健康水平、社会保障、生活质量、基础设施、社区功能等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三是实现城乡社区治理发展的协调性。科学合理地制定社区发展的远、中、近期发展目标,社区建设与治理要有区域规划、有发展规划,有顶层设计,有制度安排,有社会张力,有保障措施,使城乡社区建设与治理有机统一于社会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之中。

四、按照法治中国总要求,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国家法治工作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态势,并特别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新任务新目标,肯定了社会自治组织、自治规章和乡规民约在构建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完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培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改善基层设施和条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历史进程。“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个全新的重大命题,它要求将社会基层各种治理活动纳入到法律规范之下,将法治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有机结合起来,让法治思维方法和效力机制真正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使法治成为支撑社会运转的根本力量,把法治熔铸在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肌体里,并成为永不停歇的汩汩流淌的新鲜血液。这对于重塑人们的思维模式,树立现代法治思维,规范国家、政党、社会和人民的行为,改变传统的人治思维,具有革命性意义。当然,相对于社会整体构架来说,社会基层既是重点,也是难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应该看到,在推进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工作中,社区治理法治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常态社会背景下,有关各方要积极针对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工作中存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服务队伍不健全、社区自治规约作用不明显等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首先,要健全国家社区法制体系,改变我国当前社区法制建设分散化、政策化的特点。在社区法律体系中,除了有限的几部专门法之外,关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法律规定大部分都分散在相关法里,特别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在当前社区建设与治理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建设与治理过程中的法律供给不足、立法手段滞后的矛盾,起到了应一时急需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还是不利于社区建设的长治久安与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要求。要改变当前社区法制体系滞后于社区发展的现状,以法制建设推动社区治理顺利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理、法律至上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完善、废止、制定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理顺社区相关法律规定的内部关系,抓紧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专家论证制定统一的“社区法”的可行性,并择机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申请,以完善社区基层法律服务体系。

其次,规范完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以基层人民调解员、法律工作者、公证员等为核心构建社区基层工作者队伍,同时建立法律人才服务基层的激励机制。要培养一支业务能力强、思想道德素质好、甘于奉献的社区法律人才队伍。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采取由“群众考核定价、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组织律师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律师群体在解决社区矛盾纠纷、维护群众权益、普及法律知识等方面的作用。组建社区法律志愿者队伍,吸纳居住在社区,具有较强服务精神、热心公益事业和具备一定法律业务能力的退休或在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科研工作者等参加发挥他们在法律方面的专长,为满足社区群众的法律需求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再次,要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民间法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居民的各种自治规约在社区治理中也发挥着调节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是社会自治能力的重要体现。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公约、乡规民约和民间自治章程的制定程序和备案管理制度,使民间法在社区居民自治活动中发挥正向的积极效能。社区自治规约的合法性,既来源于国家正式法律法规对社区自治权的认可、赋权和保障,同时也来源于社区居民认同、拥护和遵守,社会规约与国家正式制度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社区自治规约制定、讨论、修改、实施的过程,体现了居民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自治意识的逐步成长发育,是社区居民民主地、自主地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的过程,与社区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

五、树立社区治理新理念,体现中国社区新特色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从管理与治理、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加强城市新型治理模式的探索,他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管理同治理与善治之间的确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互动关系来看,管理偏好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协调方式,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不是平等协商、共同参与的关系,更多地依赖和服从作为权威主体的政府的意志和决断。治理与善治强调多元主体之间是平等参与、资源共享、协调合作、权责分担的关系,而不是依赖与服从的关系,尽管认为国家权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其他参与主体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它们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都具有同等重要性。具体来说,树立社区治理新理念,体现中国社区新特色,就是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树立社区治理的基础观。社区建设与治理面临新的时代背景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我们要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任务、总目标,重新思考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树立“社区安则天下安,社区稳则国家稳”的新观念,占领社区建设与治理理念的战略制高点,把社区建设与治理理念、思路的创新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在这一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要根据社区治理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来思考和分析社区治理中的思想解放问题。人类历史上那些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性意义的思想解放不同,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各项工作一般都属于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内容,比较常见和具体。相比宏大、激烈、深刻的社会变革,社区治理工作上的创新显得琐碎、平稳和日常,往往是以零敲碎打、日复一日的积累叠加方式来逐步完成,具有经验性特点,这与社区治理工作中激发群众参与,鼓励和支持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很大关系,而这也符合人类思想解放的一般趋势。因为社会并不总是处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与转折时期,创造性活动由引领时代风标的少数杰出人物向非精英性的一般群众转变,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是从非日常生活视角来研究日常生活的社区,因此必须尊重、鼓励和保护日常生活中社区居民的创新性行动。

二是明确社区治理的人本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为了居民,为了一切居民,为了居民的一切”,这是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起点和终点,这是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赢得群众拥护的,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居民是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享有者,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各项工作要始终围绕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展开,使他们乐心乐意、乐居乐治。明确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使以人为本由文本规定变为现实状态,就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大力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创新社会参与的组织平台,使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在交流与协商、竞争与妥协、参与与反对中学习应用民主技能、参与技术、组织艺术,不断提高自身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确立现代自主意识和主体性人格。

三是确立社区治理的系统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系统治理观。在社区建设与治理过程中,多元治理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应用系统治理观,既要将社区建设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中予以规划定位,又要把社区建设和治理看作是由一个个子系统构成的整体来考量。从当前社区治理的内容来看,社区治理涉及到多领域、多方面的工作,包括社区基层民主、社区文化娱乐、环境保护、社区治安、社区卫生与体育、社区教育等诸多方面,因而社区建设与治理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要素构成、制度安排和运转逻辑。同时,受制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征,我国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也没有达到相对稳定的形态。因此,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各项工作,要打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急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要打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思维方式和局限性行为模式,要以前瞻性、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魄力来谋划社区未来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

四是坚定社区治理的法治观。健全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增加行为的可预见性,减少不确定因素,降低交易成本。树立社区治理的法治观,就是要将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各项工作都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真正确立法制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的权威地位,以制度来保障社区建设与治理所取得的各项成果,维护社区建设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使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各项工作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树立法制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特别是党政部门及其负责人要带头履行法定职责,遵守法律秩序,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树立法制规则意识,以法制带动法治,以法治体现法制。还要解决目前在实践中存在的以党的文件、政策代替法律制度的做法,明确区分二者性质、效力以及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使社区治理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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