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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社区治理之思考——以社区矫正为视角

来源:未知 作者:王清霞 张兆松 时间:2019-04-08

内容摘要:社区作为公民社会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正打破传统政府一体化统管局面,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已成为发展完善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与社区治理相融合。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晚,法律体系不够成熟,在现实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本文从社区矫正角度出发探讨其问题及对策,以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完善。

关 键 词:社区矫正  社区治理

作者简介:

王清霞:宁波大学法学院 研究生

张兆松: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2011年5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面对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及社会价值理念的深刻变化,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倡导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基层社区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沿,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服务社会的窗口,更是社会管理的根基之所在。可以说,基层社会管理之好坏,密切关系着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能否实现。我们必须立足基层,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基层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而我国的社区治理,便是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区矫正工作是新时期产生的社会管理新模式,也是社区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新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并且作为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重大政策措施提出来。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社区矫正上升为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强社区治理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区治理与社区矫正

社区治理,是公民社会主体地位的体现,是顺应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强公民民主意识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适用领域的具体体现,是顺应我国刑罚结构改革,实行人性化非监禁的刑罚执行的必然要求。

(一)社区治理

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成员组成的、具有共同需求和利益的、形成频繁社会交往互动关系的、产生自然情感联系和心理认同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1]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基于社区与社会这种局部与整体的特殊关系,和谐社区的概念孕育而出,且被公认为“我国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和理想状态”,[2]而社区治理便是和谐社区在现阶段的最佳自治模式。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 [3]社区治理的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重要的社会民生问题,其内容包括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自治、社区文化体育卫生及完善的社区组织体系等多个方面;其理想目标,就是要改善社区环境,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区的公平正义、民主平等和团结互助。

(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体现了行刑人道的精神,是顺应现代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产生的,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行,也是我国近年来司法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社区矫正”,顾名思义,就是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矫正。在我国,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联合《通知》)发出之后,基本上以其所下定义作为社区矫正的标准概念。“两高两部”联合《通知》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里所说的“回归社会”,不是单纯的把这些矫正对象放在社区就行,这只能说他们生存在社会。“只有当他们能够像社会中的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时,才能说他们已经回归社会。” [4]

至于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根据“两高两部”联合《通知》的规定,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主要适用于缓刑、假释、管制、暂于监外执行及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等五种罪犯;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三)社区矫正与社区治理的关系

社区矫正和社区治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社区矫正工作是新时期产生的社会管理新模式,也是社区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新任务。社区矫正和社区治理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都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党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强社区治理工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对犯罪分子的社区矫正是在社区内进行,所以说社区矫正的实施地就是各社区。既然社区矫正是在社区内进行,其实施情况也会对社区的治理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为社区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的好,就会为社区治理进行提供一定的安全环境;而社区治理工作进行的顺畅,公民主体意识加强,社会参与度定会加大,就会为社区矫正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公民通过社区活动将正确认识社区矫正,也助于服刑人员以平等心理看待公益劳动,发现人生价值等。

在我国一开始没有将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草率地纳入法律,而是采取“先实践后立法”的方针,根据实践中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进行立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根据7年来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具体情况,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等的执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5]为进行好社区矫正工作,国家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了专业的服务,如心理矫正,法律援助,社会教育,还有医疗救助及生活安置与扶助等,这一切又为社区治理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区功能的完善。另一方面,矫正对象,尤其是青少年,在社区的环境中进行再社会化,更加有利于成长,让犯罪人重新找回自尊、自信。[6]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现状

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起在北京、江苏等6个省市开始试点。2005年,试点扩大到18个省(区、市),另有吉林等9个省(区)在各省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主动开展了试点;2009年10月,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并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部署社区矫正在全国范围内的试行工作;2010年社区矫正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稳步推进。“十一五”期间,社区矫正工作有了长足发展,截至2010年12月底,社区矫正工作已覆盖全国65%的乡镇(街道);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海南等12个省(区、市)已经在全辖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工作覆盖所有乡镇(街道)。目前,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59.9万人,累计解除矫正32.1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27.8万人。[7]在此期间,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0.2%左右。” [8]

从2003年的试点工作开始截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社区矫正工作一直都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刑法修正案(八)第85条规定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首次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司法实践的经验纳入刑法典,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一是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不再由公安机关行使,而是笼统地规定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二是完善了缓刑与假释的标准。修正案(八)吸收了实务界的困惑与理论界的成果,将原来缓刑和假释适用的实质标准“不致再危害社会”细化,将缓刑的适用标准具体化为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四个条件;而将假释的标准修改为“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并同时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三是执行内容进一步细化,首先增加了管制与缓刑规定中的禁止令,即在适用管制或缓刑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管制执行期间或缓刑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其次在违反这些禁止令的后果上,缓刑与管制的规定不同,被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在缓刑期间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是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而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如果在服刑期间违反禁止令,则是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9】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刑法修正案(八)也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但现实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处理和完善。

(一)群众认同度不高和矫正对象的心理障碍

社区矫正是需要执法机关,矫正对象和社会群体的三方配合,由国家机关借助社会综合资源的帮助而对矫正对象进行的开放式行刑方式,在我国它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调研过程中,据了解,很多领导都不了解社区矫正究竟为何物,社会上的一般群众就更不用说了。通过相关部门的宣传,即使人们对社区矫正有了一定的了解,在长期受重刑主义、同态复仇观念的影响下也会难以接受,更别提积极参与了。“人们把死刑以及惩罚性、严厉性仅次于死刑的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问题的首选对策,认为只有这样隔离排害才能保卫社会公众安全,而认为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年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 [10]另外,群众对“犯事”的人有歧视、畏惧心理,认为他们对社会有危害性,在社区内可能会带来危害;而某些矫正对象在一定时间内会产生自卑心理,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主观上不太愿意和工作人员接触,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公益劳动感到耻辱。

(二)立法不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执行方式规定下来,使得社区矫正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刑法修正案只是规定了社区矫正这种执行方式,而没有规定社区矫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的程序、方式等。” [11]此前有关社区矫正的文件主要有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和《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还有司法部2004年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但是,这些文件都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且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也不甚详细和科学。

(三)缺少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和矫正队伍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13条规定“将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间接地解决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即社区矫正的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但这还有待于有关立法的确认。社会矫正的工作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从而提供对社区公众的保护;二是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包括对他们的咨询、更新,使他们重新与社会结合。社区矫正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衡量,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12]如果没有合格的矫正人才,矫正领域向犯罪人提供的矫正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就会下降,设计得很好的矫正计划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基本上由以下两类人员构成:一小部分是从监狱、教管所和司法行政部门抽调出来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民警,其他人员是社区工作者和从社会招募的志愿者。这些人员大多未受过法律培训,更缺少刑罚执行的专业训练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常识与技能。[13]从监狱、司法所等抽调的专业矫正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工作不专业;而专职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也存在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等问题,作用十分有限。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而在我国恰巧缺乏这种专门的矫正机构。我国社区治理的水平还不高,没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运作系统,与之相对应的专业的社区管理人才也处于短缺。“目前的社区管理人员主要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和部分非营利组织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缺乏专业背景知识,志愿者往往是短时期的,而非营利组织人员虽然专业化水平较高,但与社区的联系尚不充足。” [14]这样一来,缺乏专业人员和机构的社区矫正又给社区治理工作增加了一定的负担。因此,不论是对社区矫正还是对社区治理来说,没有一定的专业人员是万万不行的。

(四)适用对象范围过于狭窄

根据我国“两高两部”联合《通知》的规定,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主要适用于缓刑、假释、管制、暂于监外执行及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等五种罪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没有针对剥夺政治权利规定社区矫正。限定的范围过于狭窄,会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率较低。在现实中,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不够完善,真正被判处社区矫正的人数量不多。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统计,2000年我国管制刑适用率仅为1.26%,缓刑适用率为14.7%,假释适用率为1.63%;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罪犯总数的1.13%。而2000年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就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77.48%;新西兰为76.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为45.9%;俄罗斯为44.48%。[15]

(五)社区矫正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对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帮助扶持性活动,必然需要资金的投入。这些资金绝大部分应该由国家负担,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国家财政保障体制,然而,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却没有将其纳入立法中来。现实实践中,许多中小城市基层的社区矫正国家没有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司法所没有钱配备车辆,甚至连社区矫正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以下摘自某司法所所长的访谈记录: “基层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没有任何的经费保障,这是我们工作开展的瓶颈。特别是安置帮教、法制宣传教育,上级要求高( 卷宗、谈话、回访、追踪等等) ,所需经费都来自我们微薄的工资。” [16]由此可见,资金不足是基层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最大障碍。虽然有不少省份城市在经费保障上,已将社区矫正业务经费纳入了政府财政保障体系,然而,“这些经费保障是地方性的、局部性的,与刑事(罚)执行的国家性与平等性不相符合,与社区矫正长效机制的目标要求不相符合。更或者一刀切的标准,如北京每人200——400元,也不符合因人而异的个别化矫正的经费要求。更何况,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的临时性拨款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内部调剂,依各地的财政状况而异,远远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 [17]没有经费,就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开展。例如有些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因为走访矫正对象而花费的交通费用无处报销,那他们可能会采取减少走访次数,能不走访的就会尽量的不走访。

四、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对策建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其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推动社区治理。通过前述社区矫正与社区治理的关系,针对上述社区矫正之困境,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树立有助于社会矫正体系发展的思想观念,加强矫正对象心理辅导

首先,要深入领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采用社区矫正,不仅要在定罪量刑阶段,而且要在整个行刑阶段将“宽”的思想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结合,指导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不仅注意犯罪行为,更要注重犯罪人本身;不仅要看其犯罪时的情况,更要看其犯罪后认罪态度、服刑表现的情况。只有综合考察各方面的因素,才能真正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其次,要加大宣传,转变民众重刑主义思想。媒体可以对我国目前监狱拥挤现状作出透明化的报道,并且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的罪犯根本就没有必要接受监狱刑;还要指出监狱刑,尤其是短期监狱刑存在很多弊端,并不是改造教育所有罪犯的最恰当方式。另外还要对国外大量使用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宣传,让民众知晓这种文明、现代的处罚方法已经在许多国家广泛适用。再次,要改变刑事司法、刑事执行中的保守倾向。应当适当改良司法系统中的对相关负责人员的问责制度,避免出现本来符合适用条件的罪犯因为法官、监狱管理人员等因为保守、怕担责任导致没有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18]

另外,还要加强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不断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的工作中来。要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心理,制定心理咨询和辅导方案,帮助、引导他们学习自我调节精神状态、克服心理障碍,进行心理重建、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回到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上,融入社会、回报社会,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没有规定社区矫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的程序、方式等,且对关于社区矫正对象的规定过于简单。因此,针对其不足之处,我们建议,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扩大适用人数、增加适用范围。要扩大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适用,并且注意增加对流动人口适用社区矫正。

另外,我们要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可以在社区矫正的试点基础上由司法机关先作出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再在此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目标、内涵、适用标准、具体内容、监督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并调整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相关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使各个法律相互衔接。

除此之外,在内容上,社区矫正还应有义务性和帮助性两方面的内容。所谓义务性内容,即监管、教育性措施;帮助性内容,即生活救助措施。矫正对象处于矫正过程中,是其因犯罪行为而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但是对其在法律上依然享有的各种权利的依法保护。监外执行罪犯在就业上属于弱势群体,依靠其本身,难保不因生活困难再次犯罪。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应在生活、就业上予以帮助,要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妥善做好社区矫正后回归社会的安置工作,使社区矫正对象不因生存问题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确保社区矫正对象自食其力。[19] 

(三)执行权统一划归司法行政机关

据1997年的统计,美国社区矫正机构共有2931个,美国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约7万人,其中在缓刑办公室的有312万多人,在假释办公室的有1103万人,在缓刑和假释合署办公室的有216万多人。[20]在我国没有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但要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势必增加财政开支,加重国家负担,这与我国的国情是不想符合的。因此,笔者认为可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统一归于司法行政机关。理由如下:

1.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研究的结论。长期以来,在对刑事司法职能分配方面,大家已经达成这样的理论共识: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应当分别由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共识。

2.从多年试点的实践来看,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也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司法行政机关本身具备刑罚执行职能,具有管理、矫正罪犯的资源和经验,可以满足矫正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的要求,无需从零做起、另起炉灶。另外,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乡镇司法所,因担负了人民调解和法制宣传,具有最贴近群众、了解民意的优势,对于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存在一定的亲和作用。

3.对于缓刑犯、假释犯,社区矫正面临着与监禁矫正衔接的问题,两大矫正系统的统一有利于对服刑人员不间断的可持续的教育改造,能取得较好的矫正社会效益,体现系统的整体功效。

4.世界各国行刑权都已逐渐走向统一,1998年俄罗斯也将法院、监狱、侦查机关分享的刑事执行权统一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专门的刑事执行机构。 2004年英国将全国的监狱矫正系统与负责社区矫正的缓刑矫正系统统一合并为新式的全国罪犯管理服务机构。

(四)建立以专业人员为主、以志愿人员为辅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社区矫正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社区矫正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法律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现有人员的拼凑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培训、考核与严格的聘用选拔程序来科学、合理地配置。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应当明确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角色,并据此通过大学教学、社会培训、资格考核、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地位以及通过“招录、招聘、招募”方式等系列机制建立起一支由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组成的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并定期开展政治业务培训,着力提高综合素质。

另外,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社区矫正这一理念深入民心,如借用法制宣传日,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让民众了解更多关于社区矫正的知识。只有真正认识和了解社区矫正的优势和好处,才能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社区矫正的队伍中来。

(五)加大经济的支持力度,实现资金渠道多元化

要解决社区矫正的资金问题,不仅要把社区矫正业务经费纳入政府财政保障体系,而且我们还要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金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毕竟,光靠政府的力量,只有政府来重视,社区矫正的工作是做不好的。首先,政府作为支持者和掌舵者,应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和财政层面上对社区矫正进行引导和支持,加大经济的支持力度。其次,政府还应该鼓励和支持社区开辟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形成社区可以自主支配的社区公共财政。如给社区更宽松的政策,允许社区开展一些非营利项目,发展社区非正规经济。再次,要建立社区矫正公共基金,不断吸引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进行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另外,还可实行社区矫正志愿者服务制度,这不仅可以节省一部分资金支出,还可以为更多的志愿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总之,要结合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实现资金渠道多元化,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进行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五、结论

开展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在中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进而完善社区治理境况,早日实现和谐社区。

参考文献:

[1]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3]袁登明:《行刑社会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吴群刚编:《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5]王顺安:《社区矫正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王瑾、丁开杰著:《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王琪:《社区矫正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 史柏年:《社区治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 曾伟、丁振国、田深:《论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理论月刊》2007年第12期。

[3] 徐颖:《社区矫正:二元化刑事政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探索》,《犯罪研究》2009年第4期。

[4] 山东省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5] 高铭暄:《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的重大意义》,《法制日报》2011年1月5日第9版。

[6] 参见徐颖:《社区矫正:二元化刑事政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探索》,《犯罪研究》2009年第4期。

[7]《“十一五”期间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回眸》,载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网站,2011年6月12日访问。

[8] 郝赤勇:《贯彻刑(八)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http://www.moj.gov.cn/sqjzbgs/content/2011-03/ 16/content_2520044.htm?node=24071。

[9] 陈丽平、李吉斌:《社区矫正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法制日报》2011年4月27日第3版。

[10] 谢望原、卢建平:《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

[11] 丁晓波:《社区矫正:在问题梳理中找准完善对策》,《检察日报》2011年5月30日第3版。

[12] 汤啸天:《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上海大学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3] 齐庆会:《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4] 徐颖:《社区矫正:二元化刑事政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探索》,《犯罪研究》2009年第4期。

[15] 万军、付凤鸣:《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6] 转引自林秀玲、李文亚:《社区矫正试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期。

[17] 王顺安:《中国社区矫正的成就、问题、前途与命运》,http://blog.chinacourt.org/ wp-profile1.php? author=263&p=146921。

[18] 杜浩渺:《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兼论对社区矫正体系构建的展望》,《法治与社会》,2011年4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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